致不曾逝去的大学时代

公元1978年，注定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同凡响的年份。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大艟起航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一年召开。也在这一年，中国大学校园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头两批大学生（分别于春季和秋季入学）。我们有幸作为第二批——1978级大学生。

高考在中国绝迹11年后，1977年12月，恢复高考第一届开考。1978年7月，恢复高考第二届（也是第一届全国统一命题考试），全国考生610万（其中广西44.49万），录取40万，录取率7%。物以稀为贵，当时的大学生被人们称为“天之骄子”。作为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我们的大学生活也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

广西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78级共40名同学，俨然一支东拼西湊的杂牌军，从广西各地汇集于西大的学堂：有刚洗净泥腿的下乡知青，有穿着翻毛皮鞋的炼钢工人，有基层干部和中小学教师，还有乳臭未干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呈现“两多两少”和年龄悬殊的三大特点：历届的多，应届的少（只有12人）；男生多，女生少（只有5人）；年纪最大的30多岁（两个孩子的母亲），年纪最小的只有16岁（是前者的5折）。  

我们见证了广西大学哲学系的诞生。1978年第二届高考，广西大学首设哲学系，下设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专业。原中文系77级理论写作班和我们班分别成为哲学专业77级和78级。而哲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78级，则成为以后广西大学经济学系和广西大学商学院的鼻祖。

那是一个用“春天”形容的年代，万木复苏，生机勃勃，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百废待举，时不我待。“把被'四人帮'造成损失的时间抢回来”——这句当年的流行口号发自亿万人的心底，大学生尤甚。刚刚经历过高等教育的十年真空期，大家都很感恩和珍惜时代赐予我们的读书机会。每天清晨，树荫下，池塘边，小路上，就徘徊着读书背英语的同学。然后就是抢占教室，抢占图书馆，抢占一切利于听课和学习的地盘。入夜，教室、图书馆、自习室灯火通明，人满为患。理科学生梦游般地走在路上，撞了电线杆还要说声“对不起”。文科同学在食堂长长的排队中，呢呢喃喃地背着外语单词。

那是一个哲学在中国大地高视阔步的时期。我们入学那年，举国上下正广泛而深入开展“真理检验标准”的哲学大讨论。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校园里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的热潮。同学们中学术讨论风气浓厚，经常为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课间总有同学围着老师问问题，甚至跟老师激烈辩论。同学中还自发组织了不同的学习小组，如西方哲学史组，是跨哲学77和哲学78组成的（后来成为自治区主席的77级陈武同学就是成员之一），使我们有机会向早我们半年入学的学长学到不少东西。

那是一个出版业最春风得意的时代，中国纸贵。学生没有出版手段，就把墙壁当作自己的印张。食堂外面的一面墙报栏，各班都争着出自己的班刊。我们班也出了以“北冥”为名的班刊，这个刊名出自我们古汉语课学到的庄子《逍遥游》，是鲲鹏诞生的地方。这些“出版物”引来“群众围观”，特别在吃饭时间，更是水泄不通，物质和精神同步进补。

思想很多元，伙食却很统一。刚入学时，每人每月伙食费15元，一样的饭菜。米粉是早餐标配，一大桶汤水摆在大堂自己打，黄灿灿的蛋花浮于汤面，先捞先得。故有戏言：“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同学有蛋捞”。公共洗澡房是个热闹的去处——澡堂歌手引吭高歌，澡堂哲学家高声地辩论理论问题。酷热夏季，7人一间的寝室是培养“耐温将军”（当时的缅甸总统）的炼狱，当时降温的主要手段是洒水和摇扇。最热的晚上，万人空室，夜半三更在校园小路上汇聚成浩浩荡荡却寂静无声的“游魂”队伍，蔚为壮观。恢复高考后大学迅速扩张，校舍一时短缺，所以家在南宁的11名同学按要求必须自谋住宿，名曰“走读生”。这些同学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后才住进学校成为“住读生”。

生活很简单，情谊却很丰富。由于来源芜杂，年龄悬殊，同学们性格特点各异，正好形成优势互补，更容易和睦相处。大家生活上互相照顾，学习上互相帮助，俨然一个大家庭。应届生左向东患有哮喘病，长期不能卧床睡觉，全宿舍同学都对他多方照顾。特别是家在南宁的朱革新同学，殚思竭虑锲而不舍地四处寻医问药，终使他的病情有所缓解。学习上有些同学比较困难，特别一些小同学玩性较大。班委会提出“不让一个同学掉队”的口号，把这些同学分配到组，落实到人，先进带后进，学学相长，成效十分显著。现在仍有同学回忆：那时被你们这些老大哥老大姐盯着，多看一场电影都有犯罪感。这种精神，不仅利在学习，更得益终身。

幸得一支功底深厚、知识渊博、爱岗敬业、淡泊名利、特色各异的教师队伍。黎之焕老师教我们西方哲学史。他是“文革”前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思维缜密，逻辑严整，讲课娓娓道来波澜不惊。相形之下，国际共运史冯干文老师则是激情澎湃，声音的抑扬顿错与身体的跌宕起伏形成共振。中哲史张军夫老师一口标准北京腔，上课手舞足蹈，侃侃而谈。政治经济学李振英是位女老师，上课却是“孔武有力”，板书“啪啪啪”地作响，不时有断裂的粉笔头飞溅。马哲原著蒋文萱老师,用毛线针给我们比划马赫的“尖端S”……

乘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东风，大学恢复了她应有的模样，成为广纳人类文明成果的殿堂。许多新课程开出，有的连现成的课本都没有，只能使用油印的教材。除了本系的老师，还请了不少外系乃至外校的老师。

程岗老师“文革”前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在“砸烂公检法”的“文革”时期无缘教坛，在学校后勤部门管食堂。他1981年给我们开的《法学通论》课，是 “文革”后广西首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法律专业课，我们有幸成为“文革”后广西首批接受法律专业教育的学生。毕业后，许多同学成为广西第一批律师，而罗殿龙同学后来更是走上了广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岗位。

侯德彭老师给我们讲量子力学课时还是一名普通教师,到我们毕业时已经成为广西大学的校长。物理系阳兆祥老师刚从工厂“改造”回来，给我们上高等物理课，其中讲了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在刚过去的“文革”中还戴着“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帽子。而从农学院请来的生物学老师讲的孟德尔遗传学说等，“文革”中则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得益于这些现代科学启蒙，后来已经下海经商的李海涛同学用业余时间写作并出版了一部关于量子力学史的科普著作。

社科院的陈步老师讲“西方哲学史中的认识论问题”，同学发现他使用的教材是1931年出版的，颇有经典的厚重。湖南湘潭大学的王守昌老师讲“现代西方哲学”，复旦大学的樊新生老师“美学讲座”，则吹来一缕缕清新的风。这些课程在刚刚过去的“文革”中都是不可想像的。

那时候给我们上课的一律以“老师”相称，似乎不知职称为何物。那时候的师生关系很融洽，亲密无间，如父母，如兄弟，如朋友。师生在一起，无拘无束，谈笑风生。班主任和辅导员常到宿舍与同学们聊天，却很少训话（倒是班里那些“依老卖老”的班委和支委经常训话）。同学们常到老师家串门，或请教和讨论学术问题，或聊聊家常。有时人去多了板凳不够，大家就席地而坐。老师有什么繁重的家务活，大家也很乐意帮忙。班主任韦玖灵老师结婚的新房，就是班里的同学去帮忙布置的。

我们的毕业实习也许是史上最有意义的毕业实习。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从农村开始的。1981年初夏，自治区党委委托广西大学做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题的社会调查，以做决策参考依据。这个调查就成了哲学77和哲学78两个班的毕业实习。在灵山县武利公社，同学们六七人一组分布到各个生产大队，走访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同学们每天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穿行田园阡陌，深入到最边远的村落。在路边，仍可看到以前留下的标语：“分田单干就是反革命！”。在路上，常有老乡问：“你们是中央派来的？”然后向我们倾诉对改变农村生产关系的强烈愿望。在村庄，我们目睹了农民缺衣少食的贫苦状况。大家理论联系实际分组从不同的侧面写出了调查报告，由系里汇总向区党委做了专题汇报。之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广西大地迅速地普遍推行，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改变农村的极贫状态，整个社会的农副产品也眼见着逐步丰富起来。现在说“改革开放富起来”，我们可以很欣慰地说，在那个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历史转弯处，也有过我们的绵薄之力。

在这次实习中，还发生了一件改变个人命运的小插曲。去灵山的轮船夜，覃幸生同学救下了一个因失恋而轻生的姑娘，之后覃幸生和谢盛强同学与她彻夜促膝谈心，让她彻底放弃了轻生的念头。据说在以后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这位姑娘出国打拼，成了千万富婆。这个貌似很偶然的事件，却隐喻了一个急速变化的奇迹时代。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大学四年很快过去，我们离开母校也已三十多年，但我们的大学时代从未逝去。人虽离校，心却一直牵挂着母校，母校的每一个进步，都是我们的欣慰，母校的每一项成就，都是我们的骄傲。现如今，广西大学已经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目录，愿母校的明天更辉煌！

毕业后同学们分布在广西各地、中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从事着各行各业，或政殿高堂，或杏坛设教，或行商坐贾，或法庭讼师，或无冕之王，哲学“爱智慧”的本能都驱动着我们不断学习积极探索，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的训练让我们终身受用。当年母校的培育之恩，已经转化为同学们回报社会的信念；曾经的青春梦想，已经绘成出一路柳暗花明的风景；当年的铿锵誓言，已经演绎出一行蜿蜒而坚实的足迹；生命之经交织社会之纬，每个同学都绣出了自己的精彩。韶华已逝，鬓已成霜，魂牵梦萦处，总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青春飞扬的大学时代，我们永远的西大哲学78。

广西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78级全体同学

2018年7月